本文仅在今日头条发布,谢绝转载
编辑出品 | 东针商略
连日来,一场“致命”热浪席卷欧洲,德国、法国、捷克等多国刷新历史高温纪录。
在极端高温下,欧洲空调普及率仅约20%,普通民众酷热难耐,空调成了“生存刚需”。而产自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,因无需复杂打孔安装、即买即用,在欧洲各大商场被“一抢而空”。
有消费者跑了200公里才买到最后一台,价格还涨了100欧元。
美的、海尔、格力等品牌销量同比大幅增长,制冰机、手持风扇等创意降温产品同样订单激增。
而同时,还有一桩事情,讽刺荒诞地发生了。
2026年6月27日,比利时布鲁塞尔,欧盟总部贝雷蒙大楼内由于极端高温导致电力系统不堪重负,管理方作出一个决定:关闭1至7层的空调,8层及以上维持运行。
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办公室在13楼,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集中在8楼以上,而低层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域。
一名低层工作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的评价只有两个词:“真可耻。”
这栋13层大楼里的温差,是今日欧洲社会的一个精确微缩模型。
在致命热浪已造成上万人超额死亡的背景下,欧洲主流舆论和社会精英竟然围绕“是否应该装空调”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战争。
降温技术本身已经不重要了,一台普通的家用电器被强行推上了政治神坛,成为一个凝结了阶级特权、环保原罪与选举算计的“政治冷凝器”。
欧洲民众的痛苦也因此被叠加,除了承受40摄氏度以上的物理高温,还要承受被各种政治叙事绑架、无法坦然选择凉爽的精神内耗。
1.谁在替普通人决定如何忍受高温?
2026年6月,法国左翼媒体《人道报》刊发了一篇立场鲜明的文章,批评推广空调的社会舆论违背了环保理念。然而讽刺接踵而至,细心的网友发现,这家报社的办公大楼外墙上,密密麻麻挂着数十台空调外机。
画面在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,评论区里充满了愤怒与嘲讽。
几乎同一时间,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·通德利耶公开表示空调并非“灵丹妙药”,主张通过建筑改造实现自然降温。但公众很快翻出她此前在议会发言时的视频截图,她身后的会议室角落里,一台柜式空调的出风口正对着她的座位。
这些场景的冲击力,远胜于任何理论辩驳。
当左翼精英们在恒温空间里挥斥方遒,向汗流浃背的民众推销“一棵树是最好的空调”时,他们所宣扬的环保主义便从一种道德理想急速跌落到一种阶层特权。这不是环保理念本身有错,而是当倡导者自己率先从这套规则中豁免,任何说教都会瞬间丧失感召力,沦为“坐着说话不腰疼”的精英傲慢。
这种言行不一的伪善恰好成为极右翼势力的舆论弹药。
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精准地嗅到了机会,她在多个场合承诺,若当选总统将“实施大规模的空调计划,从最脆弱的人群开始”。这套话术的精明之处在于,它把一个复杂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,巧妙置换为一个简单的技术消费问题——买台空调,问题解决。
这看似是对底层民众的关怀,实则回避了能源转型、建筑能效、城市规划等任何长期解决方案必须面对的结构性难题。
它用一台机器的承诺,消解了所有系统性思考的必要性。
空调就这样被拖入了选战的泥潭,成为煽动阶层仇恨的完美工具。
勒庞的攻击矛头直指环保政策本身,暗示正是这些“不接地气”的政策让普通人在热浪中受苦。她的叙事构建了一个清晰的二元对立:一边是“关心民众疾苦”的右翼,一边是“只在乎意识形态纯洁性”的左翼。
这套论述之所以有效,恰恰是因为绿党领袖们用自己身上的空调遥控器,为对手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。
在这场左右互搏的喧嚣中,真正需要被听见的声音反而被彻底消音了。81岁的巴黎老人达瓦尔帕纳在热浪中跑遍了全城商店,只为寻找一台空调,最终空手而归。她对着镜头说的那句话简短得令人心酸:“待在家里太受罪了。”法国养老院里那些在高温中悄然离世的老人,没有机会参与这场关于空调的宏大辩论,他们等不了十年改造建筑,也无力在二手市场上加价100欧元抢购最后一台中国制造的移动空调。
左翼和右翼的政治精英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“代表”这些脆弱人群发声,却没有人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上,承认一个最基本的生存事实,当气温突破40摄氏度,一台能够正常运转的空调就是生与死的距离。
这种阶层撕裂的讽刺之处在于,法国高昂的空调安装费用俨然已构成了坚固的阶级壁垒。根据法国相关法规,一户居民如果要安装分体式空调,需要获得整栋楼业主的集体同意,流程之复杂令人望而却步。
即使获得批准,单次安装费用接近1000欧元,与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相当。
这意味着,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综合成本,足以劝退大多数工薪家庭。
繁琐的物业审批、老旧建筑的保护法规、高昂的人工费用,这些看似中性的制度设计,在极端高温的拷问下暴露了其深层的筛选功能,于是,凉爽就成了需要充沛社会资本和金钱才能获取的奢侈品,而不是普惠的生存基础设施。
2.制度锁定,市场解构
欧洲长期以来讲述的故事是这里的夏天温和宜人,空调是美国人那种铺张浪费生活方式的象征,与欧洲人克制的环保美德格格不入。
这个叙事根植于气候历史的真实经验,在北欧和西欧的大部分地区,往年夏季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屈指可数。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长期维持在20%左右,德国的家庭拥有比例更是仅有6%。
但者是某种政策强制的结果吗?不是!这只是历史气候条件下形成的自发选择。
然而,当极端高温从偶发变成常态,这套历史叙事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6月24日,法国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,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城市突破40摄氏度,全国86个省进入红色或橙色高温预警。
德国连续两天刷新历史最高气温纪录,达到41.5摄氏度。
捷克、丹麦、西班牙纷纷打破各自的高温纪录。
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的研究显示,热浪在欧洲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其他所有自然灾害的总和。
法国在6月24日至26日短短三天内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。
曾经的气候温和不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,而变成了危险的路径依赖。整个欧洲的建筑设计、能源政策和产业链布局都建立在“夏天不会太热”的假设之上。
老旧的砖石建筑注重保温而忽视散热,大量的历史保护建筑禁止改动外立面,成千上万的公寓没有预留空调安装位置。
这些在温和气候下形成的制度安排和物理结构,突然暴露在40摄氏度的高温考验下,其脆弱性暴露无遗。
欧洲20%的空调普及率,已经从“气候温和的证明”沦为“社会韧性的短板”。
制度的僵化程度,往往在市场受到真实需求冲击时才会充分显现。
美的PortaSplit移动分体式空调在2026年的欧洲市场上演了商业奇迹,因为这是制度性供给短缺催生的市场替代方案。
这款产品针对欧洲市场的特殊限制做了精准设计,无需打孔安装,室外机通过窗框支架固定于阳台或地面,不接触建筑外墙面,在法规上被界定为“室内置物电器”而非固定安装工程。它绕过了繁琐的物业审批程序,绕过了高昂的人工安装费用,让一个普通家庭可以在几十分钟内自行完成部署。
市场的反应是爆炸性的。
美的这款产品出货量在2026年突破20万套,上市以来销量保持每年翻倍增长。
部分销售渠道已经售罄,以至于二手市场的售价超过了新品。
德国甚至出现了有用户专门开发的“蹲货网站”,实时追踪这款空调在各大连锁门店的库存动态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“制度套利”案例。
中国制造企业没有参与欧洲的意识形态辩论,没有在“是否应该装空调”的问题上选边站队,而是通过技术方案直接回应了普通人的真实需求。格力推出的免安装移动空调在欧洲渠道全面售罄,海尔推出易安装、易拆卸的Expert系列空调在欧洲销量同比上涨30%,在东欧市场以34%的份额稳居第一。2026年上半年,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到37.6亿美元,同比增长43.2%,创历史新高。
欧洲政治精英在左右之争中消耗政治能量,而市场则用一种不讲意识形态的方式,默默填补了制度留下的巨大缺口。这种填补的讽刺之处在于,它并非来自任何一家欧洲本土企业。
欧洲拥有强大的工业传统和技术能力,但在空调这个被长期边缘化的产品上,本土供应链早已萎缩。
中国制造的便携空调以技术方案绕过了欧洲的法规壁垒,这既是市场的胜利,也是一种尖锐的讽刺。
它意味着欧洲的制度供给,在面对民众最基本的降温需求时出现了失灵。
3.当“环保”被教条化
既然存在这样能够绕开障碍的产品,为什么围绕空调的争论在欧洲不但没有平息,反而愈演愈烈?
那是因为,中国产品解决了物理层面的降温问题,却没有、也不可能解决欧洲社会心理层面的“降温”问题。
欧洲人在使用空调时,依然被一种顽固的文化焦虑所困扰。
这种焦虑已经脱离了对具体能耗数据的理性计算,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道德禁忌。
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,许多反对空调的人,并非生活在不需要空调的气候中。他们的反对姿态与他们的实际体感之间存在着一道明显的裂痕,这道裂痕是由一种根植于欧洲社会数十年的话语体系造成的,因为在这个话语体系中,空调被建构为环境破坏的象征物。
20世纪90年代,法国一位专栏作家曾这样描述他的感受:“这就像生活在密封的罐子里一样,简直难以忍受。”
他抱怨的对象就是当时刚刚进入欧洲市场的空调。
这种将空调等同于封闭、不自然、非环保的叙事,在此后三十年间逐渐沉淀为一种阶层的文化标记。
在欧洲的语境里,忍受夏天的炎热被视为一种美德,一种对自然节律的尊重。
开空调则被打上了“美式铺张”“能源浪费”的烙印。
这种文化建构在温和气候时期或许无关痛痒。
但当热浪夺去生命的数字不断攀升时,它就从一种文化偏好蜕变为一种社会压力机制。
民众在购买空调时不仅要承担金钱成本,还要背负沉重的道德包袱。
这种“奢侈的罪恶感”制造了一种扭曲的心理状态,人们在酷热中煎熬,明知一台空调可以立刻改善处境,却因为害怕被视为“不环保”而犹豫不决。
更深层的危险在于,当环保被教条化到可以无视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时,它就走到了自身初衷的反面。
要求住在没有隔热措施的旧公寓里的退休老人用“开窗”和“种一棵树”来应对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,这与马尔萨斯主义那种“限制穷人消费以维持地球承载力”的冷酷逻辑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。
一种背离人本主义的“绿色教条”,其社会后果是由社会最底层的脆弱人群来承担。
最能体现这种精神内耗的,是左右两翼对空调问题截然相反却同样工具化的态度。
左翼将反对空调视为展示环保诚信度的政治姿态,不惜用教条化的说教将民众的真实需求污名化。右翼则接过民众的怨气,用“买空调”的简单答案来收编社会不满,在选票政治的驱动下刻意回避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。
空调在这场博弈中完全丧失了作为家用电器的最基本属性,蜕变为左翼标榜道德优越感、右翼煽动民粹愤怒的政治筹码。
普通民众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面前,被两套宏大政治叙事来回撕扯,找不到一个可以坦然说“我需要一台空调来保命”的话语空间。
这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社会代价,它让民众在最需要物理降温的时刻,陷入精神上的自我否定;它让政策制定在最需要务实方案的时刻,沦为表演性的站队。
所以,在我看来,欧洲这持续多年的“空调论战”,本质上是一场由上层建筑制造的集体精神内耗,其账单正在用超额死亡的数字被不断打印出来。
4.说在最后
那么,在极端高温常态化的未来,欧洲如何从这种撕裂中走出来?欧洲人能否将空调从“政治冷凝器”还原为“热交换器”,让一个关于生存的议题,回归到公共卫生政策与技术选择的理性轨道上来?
按照现在的情况而言,我觉得现实的推力比意识形态的惯性更为强大。
第一,空调的“刚需化”已不可逆转了。
波士顿咨询集团引用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显示,欧盟国家的空调机组数量到2050年可能达到2.75亿台,是2019年的两倍多。
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长期对抗生存本能。
当极端高温从偶发事件变成每一年都如期而至的常态,社会对空调的认知将从根本上重新定位,从备受争议的“奢侈消费”转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。
法国绿党领袖通德利耶那句“有些地方我们已经离不开空调”的表态,被媒体描述为“打破了禁忌”,就是趋势变化的先兆。
第二,未来的出路并不在“空调”和“一棵树”之间的二选一。
因为技术路线正在为和解提供可能,中国制造企业已经在欧洲市场推出了达到A+++能效标准的空调产品,配合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,“高效制冷设备+屋顶光伏发电”的组合方案能够大幅降低空调使用带来的碳排放增量。
与此同时,欧洲自身推动的建筑隔热改造、城市绿化增加等被动降温措施同样不可或缺。
这是一个需要多管齐下的系统工程。
第三,则关乎社会共识的重塑。
一台空调引发的长达数年的意识形态战争,其代价已经用超额死亡的统计数字写进了欧洲的公共卫生记录。
当务之急不是继续在“该不该装”的问题上缠斗,而是承认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前提,在致命高温面前,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地拥有获得凉爽的权利。
在此基础上,政策制定者需要设计能够保护脆弱人群的公共资源再分配机制,比如为养老院、公立医院、廉租房提供制冷补贴,简化老旧建筑空调安装的审批流程,降低低收入家庭获取高效制冷设备的成本。
贝雷蒙大楼那个13层与1层之间的温差,应该成为欧洲社会反思的起点。
空调本身只是一个热交换装置,它把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。
是政治把它变成了一台“冷凝器”,将阶层矛盾、文化偏见和选举算计全部凝结其中。
欧洲需要的不是空调的反对者或拥护者,而是能够将空调从政治符号还原为技术工具的政治智慧。
如果做不到这一点,每一年的夏天,都将是社会撕裂再度加剧的季节。
而为此付出最沉重代价的,永远是那些住不起高层、装不上空调的人。
本文作者 | 东叔
审校 | 童任
配图/封面来源 | 今日头条
编辑出品 | 东针商略
本文仅在今日头条发布,谢绝转载。
©2026 东针商略 版权所有。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或使用。
*本文基于公开资料分析推测,纯属个人观点,仅供参考,不构成任何决策或投资建议。
网友看法
1、网友外向风声ZJ:因为欧洲政客本身就精神分裂。
本财经资讯由天泉新闻发布,版权来源于原作者,不代表天泉新闻立场和观点,如有标注错误或侵犯利益请联系我们。
